编者注：本文选自《南风窗》2004年第14期 原文标题：政治改革需要勇气——与任仲夷对话

　　任仲夷说，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 

　　专访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年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到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7000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辩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特区指的是广东、福建两个省”

　　关：你来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接见了你吧，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不单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变通”

　　关：你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关：你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我到广东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坚持先行一步，加快发展

　　关：你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你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二进宫”

　　关：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峰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切实做好。但有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让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耀邦等领导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还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要我对下面严加管理。当然，两个多钟头，谈话的内容还有很多。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关：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